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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假装平凡 于 2015-7-25 21:39 编辑
马小盐语录 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的所谓诗歌，几乎成为互联网民众的狂欢药引。网民们争相赛诗，一比高下，恍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的赛诗盛宴。但网民的这种赛诗热潮，显然与大跃进时期的革命情怀截然不同，它是一种无奈的话语颠覆与反讽：对体制内文化官员的文化水准的大声嘲弄，对“老干部体”诗歌忍无可忍的反讽。
其实，熊艾春这样的诗人，在体制内不少。不是一两个文化官员在写熊艾春这样的诗歌，而是很多体制内诗人都在写这样的作品。他们不但把顺口溜、俚语、口水当作诗歌，还以写这样的诗歌为荣。在我看来，此类诗歌，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产物。顺口溜、俚语之类的民间语文，在四九后迎来了专属于它们的艺术春天。一如中国红在四九前是民俗红，四九后则擢升为革命红。
酒店茶馆、街头巷尾、田野炕头，皆是滋生顺口溜、俚语等民间语文的巨大温床。但四九以前此类生机勃勃的俗文化，人们只是当作笑谈或者耳边风，并未将之视为诗歌作品。诸如乾隆帝的“一片两片三四片”，民国军阀张宗昌的“大炮开兮轰他娘”之类的大作，俗文化中的顺口溜、俚语，在任何时代，不会是诗歌界的主流，也无法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。
四九之后，无产阶级翻身做主，民间语文中的俗文化，就此不加任何修饰的煌煌然登堂入室。曾写出过《女神》佳作的诗人郭沫若，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，清晰地闻到汉语诗歌写作的走向，于是写了大量肤浅直白的歌德诗与口号诗。
1958年，毛泽东在酝酿“生产大跃进”的会议上，同时提出了“诗歌大跃进”，鼓励民众人人写诗，郭沫若、周扬积极做出响应。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，在社论里如此描述诗歌乌托邦的美好前景：“民间诗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消亡，到那时，人人是诗人，诗为人人所共赏。”
于是，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人们不但将锅碗瓢盆统统扔进炼钢炉，同时还要写诗，还要成为一个诗人，四川省一个县的一家七口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就产出3500多首诗歌。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合作社，亦不肯落后，半年内出版了三本诗集。赛诗会上，更有类似于段子一般的搞笑诗歌竞相争艳：当有工人代表做诗曰：“我是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砌在高楼不骄傲，砌在厕所也心甘。”农民代表不甘下风的吟诵：“我是革命大叫驴，东西南北任党骑。不尥蹶子不淘气，一直奔向共产主义。”
如今，这场“诗歌大跃进”如同“生产大跃进”一样，因历史档案的尘封，扔进时间的黑洞，局外人根本无法一探究竟。但这诗歌乌托邦废墟遗留下来的粗鄙钢筋，从此深植进体制之中，很多体制内官员与文人，从小读此类诗歌长大，无产阶级美学耳濡目染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，成为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记忆。他们认为，通俗易懂、简单直白的顺口溜、俚语，便是最好、最美、最妙、最与大地亲近的诗歌。
在我看来，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是“诗歌大跃进”时代的遗腹子之一。我们只要将大跃进赛诗会时期的诗歌，与熊主席的作品对比阅读，便会一目了然。但这样的时代遗腹子，并非熊艾春一个人。在体制内，熊艾春并不孤独。写诸如此类诗歌的体制内诗人，其实一抓一大把。
诗歌，这一语言学皇冠上的珍珠，一切文学体裁的王者，在中国，往往沦为一些擅写顺口溜的官员、骗子、文盲们的奴隶与伺者。因对这些人而言，诗歌的门槛大大低于别的文体的海平面：小说需要叙事，散文需要抒情，理论需要逻辑。唯有诗歌，只要会写字、会分行、便是上好的。
熊主席无非因在体制内待久了，被体制宠坏了，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皆是下属们虚假的阿谀与赞美，蓦然在互联网上看到真实的评价，难免内分泌失调并霸气外露。从车延高到熊艾春，“诗歌大跃进”时代的遗腹子们，要做好被互联网网民们监督与批评的准备。他们的诗歌佳作，在互联网时代，肯定还会被频频曝光与嘲笑。 熊艾春，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也远远不止是最后一个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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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7-25 21:37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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